对于宪法在公法上的位置及与诸法之区别，保廷梁认为，宪法者国法中之一部也，国法者公法也。

公心支配下的释宪自然不带偏私，以公益为指向的释宪具有可预测性，所以政治权威实现的同时也成就了法律权威。他们将诉求表达为宪法权利，并努力激活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机制。

在斯卡利亚的判决中，持枪权运动的上述各项主张—持枪的消极自由、用枪的严格限制、民兵的淡化处理—都以制宪原旨的名义变成了司法释宪的一部分。多元主义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多元主义把价值选择视作讨价还价的结果，否定了公益的客观性，间接地否定了任何机构对于公益解释权的垄断，包括最高法院对于宪法解释的垄断。[47]Bruce A. Ackerman, Beyond Carolene Products，98 Harv. L. Rev. 713，740-741（1985）. [48]Bruce A.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ume 3：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9]Sanford Levinson, Constitutional Fa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p. 27. [50]Reva B. Siegel, Text in Contest: Gender and the Constitution from a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150 U. Penn. L. Res．297, 299,314-315 （2001）． [51]Robert C. Post＆Reva B. Siegel, Protecting 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People: Juricentric Restrictions on Section Five Power，78 Ind. LJ. 27 （2003）. [52]相比之下，州层面的修宪则容易得多，所以推动州宪修订已经成为（地区性）社会运动影响宪法变迁的重要渠道。多重因素的复合，催生了一批特殊的公民行动。这与文艺上肯定不确定性，挑战乃至否定规则的浪漫主义又不无相通之处。

See Robert H. Bork, The Tempting of Ameri-ca: The Political seduction of Law, Touchstone, 1991. [31]例如，1970年代，女权运动曾促使参议院提出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埃斯克里奇则进一步指出，一派独大当然可能是由于分散而孤立的少数遭到压制造成的，但也可能是由于法院过分偏袒少数派、导致主流派丧失对谈判机制的信心造成的。[61]参见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00～406页。

[30]只需要全体议员总数的不到1/2，即可以立法手续修改宪法，这意味着宪法规范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18]之所以会创造出一个足以对抗议会的准君主权力架构，乃是基于德国普遍不信任政党、议会以及持续发挥作用的君主传统，人们希望人民选出‘替代性皇帝（帝国总统）可以超越党派、领导国家，并且在危机时以否决权与紧急命令权代表国家。不然内阁必难得国会的信任，而总统最后仍不能不屈服于国会。而且按照普劳斯（胡果•普洛斯）的原意，总统本也应有补救国会的分裂及维持政局的安定之功用的。

对此，国会提出质问书，认为总统没有权力取消议员资格，但政府却回应说因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其质问无效，于是国会无疾而终。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与民众素质半点关系都没有，从袁世凯时代至段祺瑞时代，在国会内不断制造事端，激起斗争，令国会无法正常运作的，来来去去其实都是那一批议员……他们的本意，就是要破坏北洋政府，而且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做到了。

袁世凯死后，政府首脑段祺瑞恢复了民元约法的法统，副总统黎元洪依法承继总统大位，旧国会也得以重新召集。[25] 有趣的是，不仅切身参与民初政治的旧学领袖梁启超不能与独裁政制划清界限。[51]与德国军官团类似，北洋时期亦有所谓士兵是军阀唯一的选民之说[52]，督军团及其联合会议或联名通电也常常能左右政局。[17]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国会既实行最后的自杀，从此法统也断绝了，护法的旗帜也没有人再要了。作为民主理想的代议政治并没有起到维系共和的作用，以法统象征与正义化身自居的国会对于共和的破坏远多于建设。[58]1933年的任命与组阁，可以说是在制度内是以议会民主的形式终结了议会民主。《临时约法》虽然命运坎坷，但在民国北京政府大部分时期亦被认为是法统之所系，也是代表各党派最大公约数的宪法性文件。

所以兴登堡能于1932时曾两次拒绝希特勒请为冢宰之求，然1933年便不能不请他为冢宰者，即因他有号召国会多数之力故。[39]谢斌：《民国政党史》，章伯峰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4页。

俾斯麦将议会中的反对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称为国家公敌，公开在就职演说中宣扬：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实力。例如武昌起义后湖北革命党人推举出来的两位负责军事和民政的首长，被迫就职的黎元洪是旧军人、转变最快的立宪党人汤化龙是前清湖北省咨议局的议长。

[16]同前注[8]，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书，第23、37页。其二以江苏、安徽为代表，立宪派联络当地军阀、官僚宣布和平光复，直接把旧衙门变成了新政府，仅由原来的地方官在衙门前树立奉宪独立的白旗，就算共和实现了。[3]参见沈有忠：《从半总统制谈威玛宪法的制宪理论与实际》，《中研院法学期刊》第4期（2009年3月）。1933年尽管历经数度国会解散与改选，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始终稳居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参见张君劢：《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页）。[19]同前注[14], Michael Stolleis书，第74～75页。

[44]可北洋时期与魏玛共和的宪政运作情况类似，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各自为政，在魏玛总统内阁下是总理对总统而非国会负责，在北洋时期的段祺瑞政府甚至有总统、总理、国会各自为政的奇观。1917年，总理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爆发冲突（史称府院之争），黎元洪引辫子军入京，在辫帅张勋的威逼下，黎元洪非法解散国会造成取消共和的事实，从而为复辟铺平了道路。

[11]参见高放：《清末宪政史》，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502页。立法者不能以身作则守法护宪、反而毁法造法，这是近代中国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

虽然对于独裁政治仍有所保留，但他基本上认同黑格尔的主张，认为国家是‘普遍意志与全体意志之合一体，个人只有在‘此普遍意志中，才能发挥自由。[38]参见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国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28～129页。

[2]学界通常认为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即所谓曹锟宪法、贿选宪法）与德国《魏玛宪法》在文本上更为接近。一方面又挟民意机关之威，以为议会立法可以无所不能，企图通过投票来改变现实的政治秩序与权力平衡。[43] （三）各自为政的政府分支 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宪法都规定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同时也要求各政府分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在运作中能够彼此协调，配合施政。二、威权崇拜与总统独裁 德国魏玛时期的法学大家往往并非纯粹的共和派，制定《魏玛宪法》的灵魂人物胡果•普洛斯，本身乃是备受争议的人物，在一战期间曾明确反对议会民主体制。

[12]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五、结语 魏玛民主的崩溃不能简单归咎于《魏玛宪法》，面对魏玛共和所遭遇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可能任何宪制也无法存活。

由此，国会自废武功，废除了议会制宪法，也在实质上取消了政党政治。凡此种种，都能反映出妥协之初的不和谐。

而袁世凯则希望能增加总统的权力，实现超级总统制。民初国会乃是由无原则且不稳定的派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成。

[24]由于总统与国会在组阁、制宪与施政上存在根本冲突，双方达不成最低限度的妥协。[9] 在辛亥百年之后，中国学者对于辛亥革命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与反思。[51]同前注[9]，威廉•夏伊勒书，第90页。在南北和谈时，因为孙文未经参议院同意便作出继续停战的决定，参议院咨文总统批评其做法尤为骇异。

[41]政治败坏若斯，时局糜烂日甚，国内贤达才智之士，复相率独善起身，不愿侈谈国事。[49]同前注[25]，章永乐书，第72页。

而黎元洪之继承总统大位，乃是源于运气，并非国会选举产生，也得不到地方实力派的真心拥护。但面对德国议会小党林立的乱世，兴登堡凭借其政治优势，滥用了总统紧急命令权与解散国会权。

政府的组织结构难免从二元君主立宪转为总统一国会的二元体制，由于议会无法形成稳定多数，总统便单方面任命总理，不是对国会负责、而是听命于总统的所谓总统内阁也就由此而生。[20]制宪者也吸收了法兰西第三共和议会内阁制的教训，为了避免法国议会小党林立、频频倒阁、政局不稳的局面再现于德国，制宪者希望宪法兼具抗衡与妥协的精神，以避免政治上的混乱或僵局。